今生简忆—— 旧兰州

王世强

1. 我于 1944年丛河西中学高二跳班以“同等学历”方式考入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在报考时，不能说是高二跳班，必须说是因家穷无力升学，请家庭教师在家自修。于是我父亲就托兰州一位亲戚代找到两位北师大毕业生以我的家庭教师名义开了一张学历证明，上面说明我无力升学，并列出各科自学分数，用它才报上名。但这是公开的秘密，在我上课的第一天，点名先生沈树贞就私下问我是哪个中学的？我也就如实招认了。
2. 我 1944年秋入学时，院长是李蒸。他是抗日战争前的北师大校长，后来他被调到重庆任三青团总书记，就由训导长袁敦礼兼任院长了。教务长先后是李建勋和黎锦熙。
3. 数学系主任是张德馨教授。数学系还有两位教授李恩波和张世勋，李教授在我二年级时教我班数学分析，用熊庆来著的《高等算学分析》 (是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的一种)，但除李老师外学生们都没有此书，上课主要是边听讲边记笔记。(我在兰州城里书店中侥幸买到一本。还买到了《群论》上下册，也是商务的《大学丛书》的两种，是日本圆正造著，萧君绛中译的。)
4.两位张教授未教过我班，但我听过一次张主任的课外讲演，是讲他在日本发表的一篇数论论文。
5. 数学系还有两位讲师陆润林和董锡兰 (女)，有三位助教韩树山，刘梦德和张立人。董老师教我班初等微积分，韩老师教我班微分方程，陆老师教我班立体解析几何，还有物理系的萧士珣老师教我班理论力学。
6. 在大一时，我向同学们学会了下围棋，当时十分入迷，每晚赶快做完习题就找也做完的同学下棋，有时到下自习要熄灯时还未下完，不得不半途而废，十分懊丧。后来觉得下围棋太费时间，影响学习，就横下决心不再下了。
7. 在课外，我学了吴在渊著的《数论初步》 (是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之一)，还读了我买的《群论》上册，虽然能看懂，但不知其意义和用处。有一次我问李恩波老师群论是否有用，他说:“当然很有用!”他未细讲，我也就莫名其妙地接受了他的说法。我还看了金岳霖著的《逻辑》，是讲形式逻辑，书后有一篇较长的附录，介绍罗素(B.Russell)的数理逻辑，但没有说明，只是一条条的式子，所以我印象很浅。
8. 西师院师生们文娱活动很少，平时只有些球赛。另有一个很小的京剧小组和一个小乐队。有一次，著名女歌唱家郎毓秀到兰州演唱，师院请她来校演唱了一曲歌剧“茶花女 ”中的“饮酒歌”，本院小乐队也同时演奏了几只西洋乐曲。
9.   有一次，请到兰州的名人水梓老先生来讲演，他讲了兰州当局讨论准备接待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兰州访问的简况。他说有人提议给华莱士喝蒸馏水，他在讨论会说 :“就给他茶水，他爱喝不喝!”(据说现在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水均益是他的孙子。)华莱士带到兰州一种瓜的种子，后来结出的瓜很像香瓜，但更甜，就叫华莱士瓜。
10. 西北师范学院在兰州市西的“十里店 ”，紧靠黄河北岸。旁边有一座木头做的大轮子，叫水车。它被河水冲着慢慢旋转，上面的水斗就把河水一斗一斗地倒进一个长的木制水槽中，水顺着水槽流入农田中去灌溉庄稼。
11.  我从师院去兰州城里买东西时，一般是步行 (约十里多地)，到城外边经过一座“镇远桥”(是铁桥，据说是法国人造的)；也有时乘“羊皮筏子”，“筏子”是用十二只整羊皮，每张羊皮沿着活羊原来的切开处用皮绳子缝紧，然后涂上油(防止漏气)，再吹气使它鼓起来(和吹球胆同样办法)，再把吹气口捆紧并涂上油。然后把十二只吹鼓的羊皮绑在几根木棍上，就成为一只有三行四列鼓羊皮的筏子了。筏子由一个人划，可坐三四个乘客。划到对岸的“五泉山”(在市区西侧)，然后步行去市里。
12. 兰州出产极沙极甜的西瓜，是著名产品。据说是在“沙地 ”里种的，“沙地”就是在瓜地里舖上一层石子以防止水分蒸发。石子需三十多年换一次，劳动量极大。当地有一句俗语是“穷死老子，富死儿子，累死孙子。”就是指换石子的事。
13. 在二年级时，上理论力学课，我在兰州买不到课本 (是影印的英文书)(同学们都没有书，就靠记笔记)。我就写信给已考入昆明西南联大的高中同学戈革，请他代买一本(昆明能买到)，他买到后，若用陆地邮寄，需四五个月，赶不上用。但航空只能寄信不能寄书。革兄就把书拆成几页一份，分成几十份当作航空信寄来。现在说起来很难让人相信。
14.  有一天看见报上报道，敌机对重庆的一次大轰炸中，有一座防空大山洞的洞口被炸得堵死了，山洞中一万多人都窒息而死，惨不忍睹。
15. 1945年冬，西南联大发生了“一二·一事件”，国民党特务暗杀了民主斗士闻一多和李公仆，联大师生罢教罢课，上街遊行示威来抗议。革兄给我写了许多信说明事实，揭穿了国民党的虚假宣传。
16.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师院师生在欢庆之余，准备返回北京(那时叫北平)，但当时交通尚未恢复，要等到1946年才能返回。1946年暑假，师院师生组成大队，到郑州后经华北解放区轮流步行及坐一种“驾子车”回到北京。(愿意留在兰州的师生可以留下，仍叫原校名。后来改名西北师范大学。)我最近才看到，是由周恩来同志(那时大概在重庆，不知师院是怎样和他联系上的)致电在华北的解放军政委和司令员邓小平和刘伯承同志，请他们允许大队通过华北解放区到北京。[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第348页。]
17. 那时，我正在武威家中度假，同学们写信 (一般人没有电话，武威中国银行也没有)告诉我此事，我急忙赶回兰州，但大队已经出发三天了。我只好和另外四个也未赶上大队的同学(不是数学系的，以前不认识)同行，但我们不能通过解放区，就由郑州南下武汉，再坐江轮到上海，然后乘海轮到天津，再坐火车到北京。(那时有由刚成立的联合国办的“难民救济总署”，在许多地方可以白住白吃)。
18.  到北京师大 (那时叫北平师范学院)后，我还领到救济总署发的两件旧衣服和一条美军的旧军毯。[听丁钟同志说，她父亲陆钟万(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已故)也对她说过重庆一万多人惨死的事；还对她说过“一二·一事件”，但未向她详述。又:关于西北师院时的师生活动情况，可参看《李蒸纪念文集》(李溪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笔者注:李溪桥是李蒸先生的女儿，当时也住在西北师院。)

[附录]西北师院的校歌就是原北师大的。其词为：“往者文化世所崇，将来事业更无穷。开来继往师道贯其中。师道，师道，谁与立？责无旁贷在藐躬。煌煌兮故都，巍巍兮学府，一朝相聚志相同，朝研夕讨乐融融。开我民智，昌我文化，共矢此愿务成功！”

                                                                   王世强 2007.4.5